【和盛城乡书院讲坛第六期】顾永涛 刘长辉：《城市的转型发展》

以下全文为讲坛的主要内容：

顾永涛：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第二部分讲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导向；第三部分是以成都为例讲城市发展逻辑和应对指导（第三部分由刘长辉讲述）。

首先来讲一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城市？城市的定义又是什么？几个学派对城市分别有不同的理解。

以美国纽约为例，2016年纽约市人口854万人，纽约市面积1214平方公里，这是行政建制的纽约市。但通常我们所说的纽约市有多少人口，是第二个层次——实际建成区的人口。建成区的人口是1800多万，除了纽约市周边，还包括旁边纽瓦克市等连片区域的人口都含在里面，这是大纽约地区的概念。第三个层次是纽约市的影响范围，这是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概念，是两三千万人口。

在中国，就只有第一个层次的概念，在统计学上有明确的空间界定的范围。比如说北京市，是包括密云、延庆和近郊区县在一起的行政概念上的城市。在统计学的概念中，北京市的面积是16800平方公里，人口2200多万。 

接下来看一下城市形成的过程。在1万多年前，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从林业、牧业当中脱离出来，分工之后，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原始聚落，这些原始聚落主要分布在河流附近的区域。

随后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分工，就是工业从农业当中分离出来；第三次分工是出现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些商人。第二次、第三次社会分工之后，形成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一些城市，出现了城市的概念。但当时的城市人口规模不大，大一点的也就是五六万、六七万人口。

城市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非农的职能，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职能，是高度密集的生活居住空间，是有明确界限的。很多城市有城墙之类的明确界限和范围，同时城市有建设的人工环境和人工景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文化活动的中心。

国外早期的城市，在右手边，这张画是米列都城，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城市，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三面是海，四面都修了城墙，城市的方格路网也是按照街与房子的形式，这个形式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性质有一定的类似性。米列都城在当时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城市，鼎盛时期的人口大约有六七万。

到了中世纪的城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当中有比较高大、漂亮的建筑，有很好的壁画、雕塑等等。随后在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工厂周边集聚的人口不断增加。

交通设施的发展，包括火车、轮船这类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更加便捷。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 

随着城市的发展，早期城镇化所带来的问题，得到了一些解决。20世纪中叶之后，城市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的城市规划是按照现代主义的理论所建造的，包括城市强调的是功能分区，比如工业区和居住区要隔离分开，商业区相对独立，这样导致人们生活不便；同时由于汽车的普及、高速公路的修建、城市交通无序化的蔓延，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不仅造成交通拥堵、城市灾害，也占用了大量的耕地。

我们中国城市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例如商州商城（现在郑州所在的位置），也是后来周代都城周王城，就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建设规则来进行建造的：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博中、九经九纬等，就是指城市九里见方，四边各三道门，在城市中有横向的九条路、纵向的九条路；道路的级别也有一定的分工，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无轨（一“轨”是指一辆马车的宽度）。

到了公元500年之后的隋唐时期，这些城市中最有名的是唐长安。唐长安鼎盛时期的建成区面积是87平方公里，人口大概100万，就是放到现代，这也是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当时唐长安的建设模式对日本以及周边一些国家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日本的奈良就是照着唐长安的模式建设的。

宋元时期的城市，包括北宋东京（开封）、宋平江府（苏州）、元大都（北京）。北京是从金中都、元大都再发展到明清的北京。图的最左边是金中都的位置，而元大都的范围是现在北京城北边到南边长安街、前门；明清时期北京人口最多达到100万。

近现代的城市有几种类型，有外强入侵之后形成的城市，例如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占领的城市天津、上海；也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独立占领的城市，例如德国占领的青岛，俄国占领的哈尔滨、武汉、广州等等。 

有从原有的封建城市基础上演变的城市，如北京、成都等。有因为交通或者工业发展形成的城市，例如交通形成的城市有郑州、株洲、石家庄等等。石家庄是由于正太铁路的修建，在石家庄有设站，渐渐从一个村庄演变成了城市。还有手工业和工业带动发展的城市，例如唐山、阳泉等，这些地方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用这些资源建设工业城市。

解放之后，城市的规模得到了急速增长。1949年全国设市的城市只有136个，到1978年增加到193个。改革开放之后，城市规模的增长速度更快，2017年有658个城市，建制镇达到了2万多个。同时我国城市和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从不到20%的城镇化率增加到去年（2017年）58.5%，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城镇化率每年以1.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大约有2000万人进入城市，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是史无前例的。

但我们的城镇化质量不高，人口城镇化比较滞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8.5%，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约42%，这两个指标相差了16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问题就是大量农民工的存在——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但没有户口，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如居住环境较差，子女很多上不了公立学校等等，城镇化的质量相对偏低。

农民工的数量是2.87亿，加上城镇间的流动人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打工）7000多万，一共三亿多人。因此下一步应该面对和解决问题是如何让这三亿多人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城市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用地粗放，也导致出现土地财政以及城市债务问题。我们有句话叫 “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就是说城市当中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靠土地财政的资金来提供。

城市发展粗放还表现在新城新区的建设上：很多新城新区选址在很偏的地方，规划的用地规模非常大，远远超出了它原有城市已经建成区的规模。

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贵安新区，一个是西咸新区，它们的规划面积比较大。

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北京市平均的上下班距离是19.2公里，平均单程用时52分钟，来回平均将近两个小时。这可能是在布局、规划、产业安排上有较大问题。例如北京工作最集中的是中关村、金融街、国贸，周边外围的居民组团、外围卫星城镇的人，住在这里边的人，都要往这核心的三个点来。人口大量潮汐式流动——早上从外围往中心涌，晚上从中心往外涌，所以造成了拥堵。城市病还包括污染的问题，比如雾霾。

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未来的导向，即城市下一步应该如何很好地发展。首先从大趋势来看，城镇化还是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还会不断推进。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城镇化率依然还很低，例如美国将近90%，日本92%，我们只有58.5%，这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预测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届时将有10亿人口居住在城镇中。10亿是什么概念呢？美国全国人口只有3.2亿，全欧洲人口有7亿人，欧盟人口只有5亿。我们旁边的韩国号称全世界第11大经济体，它的人口只有5000万。

从需求层面来看，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居住需求、文化教育需求等，还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趋势，另外还有单身化、老龄化、少子化。

单身化：现在城市当中单身的家庭越来越多，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单身的年轻人，另外一类是独居的老人。

老龄化：2017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规模的17%左右，2.4亿人，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20%，增加到2.6亿。老龄化之后，对养老这一方面也就提出了很多需求。

少子化：会让家庭对子女教育这方面越来越重视，对小孩子的成长培育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城市在发展逻辑上也有相应的变化。城镇化的上半程更多是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市是一个工业生产中心。发展工业，可以在城市外围建设工厂，在城郊建工业园区等。而到了城镇化的后半程，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便从工业生产中心变成消费中心，很多城市服务业所占的比重都已经开始超过GDP的50%。

城市，是一个人们居住、生活、消费的场所，有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产业在城市集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后半程，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靠提供以人为本的高质量的空间和服务来推动，以此满足我们即将面临的单身化、老龄化、少子化。因此应从需求端的角度精准发力，由城市来提供文化教育、消费的空间和场所，通过服务来驱动城市发展。

以人为本提供高质量的空间和服务，其表现在紧凑性、多样性、公共空间、公共住房、公共设施和公共安全等领域。

首先看一下紧凑性，就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的合理利用，完善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让城市成为更加适宜人居的一个地方。通过高质量的城镇化来助推高质量的工业化，助推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作为文化教育、体育、交往的场所空间。在紧凑性发展这一方面，核心是“三个高”，就是要高密度、高融合、高效率。高密度指的是人口高度聚集，高融合是人和自然的高度融合，高效率就是资源的高效利用。

案例分享：

贵阳花果园社区案例

香港九龙站案例

加尼福尼亚案例

学术曾做过研究，创新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创新有五个过程，包括社会文化结构与制度、组织的交互作用学习等，这些过程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需要人才的密集。比如硅谷的创新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有大量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在硅谷集聚。

IBM案例

多伦多市中心有很多旧城更新改造的项目，就是为了适应很多原来住在郊区的白领人口回流到城市。因为回到城市居住，更方便与人见面，更方便到办公室交流。

第二个紧凑性发展，是人和自然的紧密融合。香港人口700万左右，面积是1108平方公里，但是实际开发强度只有24%，大量的土地都是用来保护的河流水系、森林田野等空间。

同时，我们国家还得改变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的做法。我们的城市缺少的是小公园、街头小绿地，面积不大，八百到一千平米左右，方便老百姓去使用，可以让老百姓很好地接触到大自然。

紧凑性发展还会带来资源高效率的提升。空间上需要集聚，但是建筑也不宜太高，竖向的能源消耗会变大；要提倡用地功能的混合使用，摒弃现代主义追求的严格的功能分区，尽可能把生产、生活、生态这些空间融合，把产业、居住、旅游的景区和景点融合，追求功能的混合使用。

例如北京有许多大院，面积较大，好几百平方，但就只有一个居住功能。这样就没有活力，大家也非常不方便，交通路网密度也很低。

中新天津生态城社区中心的面积并不大，差不多两公顷，有中小学、社区公园、社区医院、社区的活动中心、社区体育健身场所，是一个集中的、紧凑的一个社区中心，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在道路设计方面要追求窄路、密路。路网密度高了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路口的数量，像巴塞罗那每平方公里有104个路口，非常多，但北京只有十几个，路网密度太低，造成便利性程度很低。

北京便利店案例

所以要鼓励小地块的开发，就是单个地块所占的面积尽可能要小一些。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实际执行的时候，相对来说地块都比较大。在北京，平均单宗住宅的出让面积8.26公顷，差不多达到上限，商业类的平均单宗出让的规模是8公顷。

多样性是城市活力的源泉。简雅各布提出怎样来保持城市多样性，例如城市功能应该是包括多方面的，既要有住宅，又要有办公，还要有观光；城市街道不能太长，也不能太宽，要分段；街道上原有的老建筑尽可能保留下来，不要动不动就拆了，不要嫌它不好看，可以将它修缮，尽可能保留。

北京金融街最早是按照金融中心打造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总部都在这里。白天办公的人很多，但是晚上没人，尤其是一期二期建成时没有人气。后来找到中国城市规划院调整三期规划，增加了购物中心、餐饮、酒店、公园设施、住宅，把功能混合起来，这样这个区域的多样性就有了，人气也有了。

美国拉斯维加斯在多样性、多元化方面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很多人去那里旅游，会看到各种千奇百怪的建筑，有金字塔形状的酒店，有模仿威尼斯建的威尼斯酒店、菲尔铁塔，广告牌也是各种各样、非常新奇，城市建得非常有趣，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玩、新奇。

反观国内很多城市的环境整治，就比较单调和无趣。例如北京从2008年奥运会时开始做环境整治，提出广告牌匾大大小小的不好看，要整齐划一，要统一颜色和形式，包括底层商铺的挡雨棚和屋檐等，都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民宅建筑要刷成统一颜色，屋顶要统一做成坡顶。当然可以适当做一些规整，也确实有这个必要，但如果做得太过，整个城市就会显得非常单调、无趣，城市的多样性方面就比较缺乏。同时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尽可能保留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或民居，赋予它们新的商业功能，让它有新的活力，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就做得非常好。

成都宽窄巷子案例

也有一个反例，是镇江新区曾经编制的一版规划方案，日本公司设计的，是两个巨大的五角星布局，周边有非常宽的水面，五角星中心地带规划了几十栋百米以上的高楼，这种建设模式与镇江老城区的肌理格格不入，后来并未按照这个规划来实施。所以城市在多样化建设过程中，还是要尊重原有城市的肌理和文化。

接下来讲一下四个公共领域。首先是公共空间，这对一个城市的品质提升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人们休闲、玩耍的大大小小的公园，都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范畴。

举一个首尔的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尔城市扩大，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把清溪川填了建成高速公路，后来李明博当了首尔市市长之后，把高速公路给拆了。因为有了高速公路，大量车流被引入到城市中心地区，造成城市中心地区的拥堵。所以2003年时，高速公路被拆掉，复原成河道，虽然河流不宽，但是非常人气，现在也成了大家去首尔旅游参观的景点，晚上夜景照明，非常漂亮。

纽约市土地非常稀缺、寸土寸金的，但是城市里也不可能全建高楼大厦。最早在建设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1915年建成的恒生大厦，特别高大，把地块两层占的满满的，容积率非常高，产生大量光照不好的面积。

纽约的冬天比较寒冷，阴暗面积太大，行人行走在街道上照不到太阳，感觉阴森森的，也就导致缺少公共活动空间。所以后来规定，高层建筑的占地面积，不能把整个基地全占了，越往上越高，所占的基地面积越小。

后来纽约市对容积率使用上有一些奖励政策，鼓励高层建筑修建时留出公共空间。比如花旗银行大厦，是在底层做了架空处理，落了几根柱子，留出来共同空间。这样政府就会奖励，额外增加20%的建筑面积。

第二要打造方便大家使用的公共设施。去年我们考察了日本京都火车站，这里不仅是车站，还有酒店、剧院、商业街。图中大的台阶，是剧院的一部分，大家可以坐在台阶上，下面是舞台，可以看到舞台的表演。这样就把各种功能与火车站很好地融合了。

反观国内火车站、高铁站，空旷、广场巨大，但不会让车进去，人们去坐高铁不方便，拉着大包小包，还要穿过巨大的广场；火车站其它什么功能都没有，最多有卖土特产的小店，就让人在候车室坐着等火车，公共设施功能太不齐全。

另外，我们的高铁站选址位置实际上都很偏远，这里有个网友们在调侃的笑话。

第三就是公共住房。城市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拥挤，保障性住房这方面比较缺乏。新加坡的公屋做得非常好，差不多覆盖了80%的面积。虽然新加坡住宅价格很高，但并没有对普通老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普通老百姓住的是公寓，可以先租，有钱以后以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买下来。我们国家在公共住房这一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样很好地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包括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如何让他们享受到城市保障性住房，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最后是关于公共安全。城市当中，公共安全方面的事情还是挺多，比如修盲道，修着修着，就在路上立一根电线杆。所以，要做到真的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结一下：我们的城镇化过去是靠“三高三低”模式来推动，“三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三低”是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三高三低”推进了我们的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但是到了城市发展下一程，就不能再继续过去的模式了，过去的模式难以为继，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在城镇化建设品质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提升，下一步要通过高质量、高品质的城镇化来助推高质量的工业化，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从需求端精准出发，精准发力，来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他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分成了五个阶段，在五个阶段当中，东方领先的只有第三阶段，很短暂，大概一两百年时间（唐朝盛世时东方领先于西方），其余时间都是西方领先。书里建立了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核心就是它把城市规模作为社会发展指数中很重要的指标。根据作者预测，到2103年，东方将再次领先西方，因为北京的城市规模扩大，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市将拥有更好的未来，中国城市的未来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未来，谢谢大家！

刘长辉：

很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一场研讨。我们说成都，其实它身上有很多标签，有国家中心城市、有省会城市，最近成都又多了一个标签叫“网红城市”。我在网上看见一句话讲成都是：一面繁华，一面市井，一面奋进，一面生活，我觉得这句话评价挺到位的，一个城市它需要有多面性，成都就是一个有多面性的城市，我们所熟知的像太古里里、电视塔、春熙路、宽窄巷子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彰显成都魅力独特性的地标，很多外地人到成都来，一定要去“打卡”这些有名的地方。

当然成都也不只是一个网红城市，其实它有很多很深层次的内涵。成都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成都是一个最具号召力的品质城市。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成都被称作中国的幸福第一城，连续四年蝉联了全国最幸福城市的首位，相关的问卷调查显示，很多在企业的年轻人，他们最想去的非一线城市就是成都，因为成都的生活舒适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生活舒适度非常高呢？首先成都的房价收入比非常低，而且成都有很多优质的医疗、教育以及商业资源。

除了物质生活层面，其实成都的精神生活层面也是非常丰富的。同样是那个问卷显示，可以看到右下角武汉和成都市民的一日生活轨迹对比，发现成都市民中午午休的时间和下班之后业余的休闲活动时间是特别多的，就说明成都人很享受这样一个闲适的生活状态。

第二，成都是内陆最具有综合优势的枢纽城市。成都是中国航空第四城，不管是从国际性、区域性，还是航空的客运以及货运方面，成都机场在中西部都是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再从电商物流这方面来看，成都市具有大区域的组织优势，几乎所有国际国内知名的电商企业、快递公司都是把成都设为全国的一级分拨中心，辐射如重庆、昆明、西安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

第三，成都是内陆最具成长性的中心城市。近几年成都对国际先进服务企业的吸引力正在快速的扩大，我们知道四大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PWC）、德勤（DTT）、毕马威（KPMG）、安永（EY），最早在成都规模很小，但到现在都已经迅速扩大。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都要求要进入春熙路的IFS，像花旗银行、澳新银行、麦肯锡，又把IFS打造成了成都的又一个商业中心。我们看到右下角数据，就是大型综合商业企业，成都仅次于上海、北京，远高于其他城市。

成都的城市财富指数也是排名前列，远高于重庆。不仅如此，在本周GaWC全球城市排名中，成都排名从“贝塔减”上升到了“贝塔加”。在上一次的排名中，其实成都的表现就已经可以被称作暴力拉升——上次是连升四级，这次又跃了两级。要知道在GaWC全球城市体系里面，最高等级就是阿尔法等级，中国有六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和台北），成都在新一线城市里面可以说是占据绝对领先的位置。

另外一个排名是2018年中国新一线城市的排名，这个排名是评价了商业聚集资源、城市的枢纽性、人口的活跃度等等。成都的得分是一百分满分，第二名是杭州87.3分，成都又占据了一个绝对领先地位。所以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的地位已经脱颖而出，很少有城市可以跟它分庭抗礼。当然成都城市定位也并不是一直以来都这么高，从古至今，它是几经沉浮起落的。

在农耕文明时代，因为成都自然条件非常好，是三大农耕基地之一；同时也是西南的贸易经济、文化、政治中心，那时候城市地位比较高；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重庆开埠，因为重庆的挤占，成都的地位开始有所下降，是一个日渐式微的省会城市；

再往后到计划经济时代，三线建设支援成都，成都又开始逐步崛起；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以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为主导，成都又抓住了一波机会，成为内陆最具成长性的中心城市。

21世纪以后，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开始对环境、文化、制度有了各方面的要求，那么未来成都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下面我们就按这样一个顺序分析一下推动成都发展的大事件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成都有两千三百多年悠久的历史，最早是周朝末年古蜀国王从华阳迁都一次，就有一个说法，叫“一年成邑，二年成集，三年成都”，所以成都这个名字由此而来，相沿至今。

秦朝灭了古蜀之后，仿照咸阳建制于成都东筑大城，也是现在成都的一个雏形。虽然2000多年来，成都和华阳是有兴有废，但是这个范围大体是不变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秦朝李冰父子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沱江、泯江一直浇灌着成都平原，从此成都水旱从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成都作为当时农耕文明时代的三大农村基地之一，也是当时西南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什么说是贸易中心呢？因为那时候的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知道有茶马古道，有这个图上面讲的蜀身毒道，从中国到印度的通商道路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最早市集上使用的纸币交子，也是诞生于成都。 所以成都的金融贸易组织功能，在内陆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成都也是中国诗经文化的代表，而且因为靠近西藏边陲地区，也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心，在古时候，成都的历史地位、城市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重庆早在19世纪中叶，外国商人就盯上四川盆地这样一块处女地，然后他们就利用长江水道这样一个通道，实现物资的集散。即使到现在，重庆和成都的大宗货物的运输量也有明显差距。从水路、铁路运输来看也是这样，成都航空大众货物的组织职能让位给重庆了。当时新的物资集散和交通运输功能，给重庆带来了一些新的产业业态，比如说当时有很多票号钱庄，重庆就开始有一个庞大的金融服务网络，这也导致他后来成为了中央直辖市。

那时候重庆非常繁华。因为有了直辖市的标志，重庆又得到了中央的很多资源，很多沿海工业企业开始往重庆内迁，重庆很快成为军事、化工、机械等工业中心。辛亥革命爆发时，重庆的工厂数占了四川的将近一半，它的工业产值是成都的7.4倍。相比之下，成都那时候还是一个以传统手工、农业为主的城市。

这个情况到计划经济时代有所改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成都被国家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国家定点建设了一大批的机械加工、精密仪器，还有以这些为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成都第一版规划，也就是1956版的城市总体规划就开始编制了，页奠定了现在的城市框架——东城生产，西城居住的格局。

1959年和1963年做过两次调整，1959年的调整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大跃进，觉得成都的土地不够用，就提出了一个扩大规模，那时在东郊批了很多的工业用地。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要实施勤俭建国的方针，所以又把规划调了回来。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四川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成都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当时全国有156个重点项目，有八个落户成都，给成都的工业带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用地上，工业企业就雨后春笋般的起来了，那个时候的无缝钢管电缆的产量是全国第一，光学玻璃占了全国60%的产量。

但是好景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规划理念的缺失、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布局东郊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用地规模低效，居住和工业的这个功能混杂等，那时候成都政府又规划了一片新的工业园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高新区，那一片园区刚出来的时候只有87平方公里，但是它成为了成都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在1991年的时候被评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园区，与当时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科技园、深圳的高新区并驾齐驱。

1996年，重庆直辖的前一年，成都GDP对重庆实现了一个反超；也是在那个时代，成都做了一版新的总体规划，就是九六版的城市总体规划，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提出了城市要向东向南发展，东郊的工业结构要调整。

东郊传统的工业区需要改造，把它逐步变成城市居住用地，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等。规划经确定以后，政府决策要对东郊公园进行东调，但是成都市政府面临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人怎么解决？这个就要说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城乡统筹，可以说开启了成都城镇化的新时代。

成都最早的城乡统筹，就是为了解决东郊企业的搬迁问题。当时采用的模式就是利用土地的级差地租，具体操作方法是资本拿钱买东郊企业的土地，企业拿钱进行搬迁和技改；企业要搬迁，需要建设用地指标；这个建设用地指标就是从农村的新农村建设腾退出来的土地指标，挂到产权交易平台交易；这样农村获得了资本，土地得到了增值，也扩大了就业；新农村建设之后，农村的环境也得到改善，整个利益传导链之下就形成了当时成都最早的城乡统筹的雏形。

但城乡统筹并不是到此为止，2003年成都开始了一场更为深刻的城乡统筹变革，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居住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化集中”。随后2004年，成都出台了工业园区的布局规划，那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园区的布局规划。当时是规划将全市116个工业园区归并整合，成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那个时候成都中心城区是一个很明显退二进三的地图——三环路以内，基本没有工业用地了， 绕城高速内工业用地也很少，工业基本上都分布在二三圈层。

这是在规划上引导如何利用土地级差地租的方式，北大周其仁老师也非常推崇成都城乡统筹模式，这个模式在全国都应该是可以借鉴、推广的。我们现在的城市形态，是“青山绿水绕林盘，大城小镇嵌田园”的格局，也是得益于当时城乡统筹的推动。

如果要说城乡统筹的成功主要依靠是什么，有两个方面，一是规划创新，二是体制机制改革。

2007年，成都获批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时候提出了两个口号， “六个一体化”和“四大基础工程”。“六个一体化”就是讲规划创新，规划创新不只是空间上要对城镇体系规划进行全覆盖，还要在体系构建上也要全覆盖。它提出了像城乡规划、产业规划、市场体制规划都要包含城乡统筹的内容。与规划相配套的还有“四大基础工程”，就是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包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村级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改革。

当时四川省也非常重视成都的城乡统筹，所以为了更好推动四川省的城镇化发展，制定了最早的一版四川省整体规划，确定K字形发展结构，最重要的一条主轴是从绵阳、德阳到成都，再到眉山，往下延伸到攀枝花，这样一个南北向的纵轴。所以那个时期，我们做了成都的东郊战略和相关的规划，都提出要怎么样以德阳、绵阳为互动，利用非均衡发展的模式，使城市沿南北向发展，重心要有所偏移。

这是当时的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后来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多跟德阳、绵阳的产业共兴、基础设施共建、生态环境共享的合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在城乡统筹的同一时期，还有一件事情——西部大开发，这对成都的推动作用非常大，也推动了成渝的协同发展。

那时四川做了两版规划，都具有代表性，一个是成渝城镇群的规划，重点强调成渝的产业协作，提出了共建七大国家级重大产业基地。另一版规划叫成渝经济区规划，强调的是怎样提升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的功能，并明确提出了要规划建设天府新区，以天府新区为载体来带动成都的发展，所以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天府新区成为了推动成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抓手。 

天府新区总面积是1578平方公里，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是589平方公里，当时成都主城区的总面积也就是建设区的面积是375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成都主城区，是非常大手笔的战略决策。

在天府新区之外，成都在最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中又提出了东进战略，目的是为了疏解成都现在过剩的职能和人口，在跨龙泉山脉的区域依托天府国际机场建东部的城市新区，未来作为连接成渝的跳板或者重要节点，进一步加强成渝协作。

成都面向未来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全球视角来看成都的发展机遇。因为现在全球化特别厉害，我们在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区—环太平洋经济区，但是环印度洋这个地区的经济也不容忽视。有一些经济学者预测，到2050年环印度洋经济区会达到跟环大西洋经济区相等的水平。

而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演变，所以它的增量在三大经济区里面一定是居首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其实是大有可为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未来成渝城镇群肯定会成为辐射东南亚、连接西南的重要战略支点。

成都被誉为中国航空第四城，它未来的潜力非常大。如果有了以上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成都未来要一统西南、贯通内陆、连接东南亚，努力成为引领内陆走向世界的区域组织者，甚至是领导者。

第二，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我认为写得特别有道理，就是在知识和服务经济时代，制度和人才这些人文地理要素慢慢超越了自然资源禀赋、区位等条件，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哪些城市能够更好地聚集人才、信息流、金融流，哪里就能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所以成都要做什么呢？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更好地去营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环境。我们城市和城镇化中心也在做公园城市的相关研究，大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几点是达成共识的：第一，公园城市不同于以前提出的“田园城市”，或者像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它一定突出以“公”字为重点，就是怎么让人们去共享共建共赢；第二，公园城市不是城市公园，它不只是在城市中打造几个公园，它是一个体系，就是利用城市的公园怎样把与人相关的就业公共服务、休闲活动等串联起来，共同打造一个系统提升城市的居住环境。

第三点建议，作为成都本地人，我觉得成都的市井气息、民族文化，包括“苍蝇馆子”、菜市场等这些东西，其实是成都最珍贵的、最值得保留的东西。

因为这些地方特别能够吸引外地人，能够增加外地人的体验性和归属感，能让他们真正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能够把他们留住。同时也吸引我们这样在外漂泊的成都人，它好像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思考，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会回来再去找这些东西，属于成都城市的记忆，然后重新享受闲适的生活。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