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盛城乡书院讲坛第十二期】党国英：关于乡村振兴的若干重大导向性问题（三）
发布时间：2019-03-15 发布者：
以下全文为讲坛的第三部分内容：
能否实现城乡社会本质无差异
乡村振兴战略针对的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一根本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对政策导向作出判断。城乡协调发展机制要从效率、平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几个约束条件去定义。
如果要素投入不同的领域能获得大体相等的边际报酬，就可以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要素在农业部门投入的边际效率不能长期显著低于其他部门。人们把农业当成一个特殊的部门，认为其中存在“必要的闲暇”，将其看作有效工作日的一部分，允许农业存在低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如果农民只能远离家乡兼做其他非农业劳动，但出于就近观察农产品生产的必要而牺牲兼业机会，就可以看作一种必要的低效率。如果不存在政府对城乡人口布局的不合理干预，非农业投资者就会形成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产生适合农民兼业的产业布局，建立城乡各部门同等劳动者单个工作日收入均等化的机制。
关于小农存在意义的认识以及相关政策的推进影响了上述机制的生成。小规模农户的存在是事实，但对这个事实的判断有一定失真。在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实际农业经营者是服务专业户。拥有承包地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越来越少，成为“地畔农民”，由家庭的老人或妇女“守房守地”。他们不仅是“伪小农”，还是“在家地主”，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农业收人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小的农户，越倾向于成为守着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特殊农村居民。
真正的小农也大量存在。有学者认为，小农能给社会带来“外部收益”，但事实上，大农场比小农户更容易采用循环农业技术。小农构成的熟人社会也不如想象中美好，尤其是低收人水平的熟人社 会，容易产生人身依附，难以保护隐私。
因此，小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整体上转化为农场主，但不能因为时间和过程较长，就将小 农这一庞大群体固化。
通常把效率与平等看作一对矛盾，其实，如果定义平等时考虑到产生收入的投入因素，平等与效率并不矛盾。与效率发生冲突的是平均主义分配。一般而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即要素市场的交易环节上，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可以保证效率。政府如果干预，也应是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技能，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各行业的工资水平。其他直接干预要素价格的行为，都会损害经济效率。
对于初次分配之后仍然存在的收入差异问题，理论上通常认为不存在满足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均衡。如果要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发现公正性，需要引入其他不同的参照系，例如，把“共同体命运” 作为分析基础。我尝试提出一种国民收人再分配的“公正解”，并做一定的延伸分析（见图2）
假设富人的收人会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成为贫困人口的收入。在双方效用一减一增的过程中, 边际效用递减；富人效用减少过程中，边际效用递增，符合边际效用规律。二者效用之和，有一个最大值，此时，最大值对应的转移支付率，是体现社会利益的“均衡点”。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主流经济学通常说的均衡，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富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不给贫困人口钱，贫困人口利益最大化是把富人的钱全部转移过来。可以假设，在这一过程中，富人与贫困人口之间发生“尊敬”或“名望”交易，即贫困人口得到钱财，富人得到名望。这个假设其实有普遍的现实性。但名望的交易多在熟人社会有效，在大尺度的社会里，实现转移支付要依靠来自国家的压力。
中国城乡间的收人分配有特殊性。在理论上形成的关于国民收入总体分配的公正性条件，如果用来分析中国的城乡收人差距问题，要考虑更多因素，也容易发生导向性问题。我们调研发现，如下三种情形值得注意。
★一是广泛动员各类组织和企业扶贫，存在预算软约束或政治约束的问题。抽象地说，容易发生直接干预要素市场价格的问题，如重庆的“地票制度”，不同区域的土地，形成同样的地票价格，没有反映土地的稀缺性，但重庆政府认为，这有利于帮助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我认为，在经济活动中 发生的土地交易，价格应由市场决定，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帮助应该借助国民收人的再分配渠道。
★二是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机制存在问题。在村庄中开展的慈善、扶贫活动应借助熟人社会的 “名望交易”机制，由村庄里走出去的富人做扶贫行为的主体；对村庄贫困人口的一般性帮助，应借助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现阶段广泛推行将“壮大集体经济”产生的收入，作为村庄居民福利增长的来源，但村庄没有预算严格的公共财政，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政企不分”在农村的表现，应予改变。
★三是如何帮助农村分散存在的“顽固性”贫困农户。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荒诞的判断：把贫困与懒惰、劣根性等似是而非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对贫困人口形成刻板印象, 甚至会编出很多模式化的故事，以讹传讹，将其格式化、类别化。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世界上不会存在把好吃懒做当作价值追求的人。假设有过这种人，他们也会面对很多生存难题，基因有效扩散的概率很小，即使基因有变异，淘汰机制也会使变异人群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绝对贫困在世界范围内各不相同，相对贫困则比比皆是。
贫困的发生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普通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总体上要富裕，是因为他们完全不在一个生产系统中，美国人处在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系统中，能低成本地生产大量商品，实物工资水平更高，墨西哥则完全相反；
第二种情形与歧视有关，如印度的私营企业不愿意雇佣低种姓人群，按照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必须雇佣低种姓人口，却通常将他们安排在低收入岗位上，这种情形在新兴部门有所变化，但总体上还很严重，被歧视的人群往往不容易摆脱贫困；
第三种情形则与健康状况有关，有学者指出，贫困人口的身体疼痛指数更高，他们睡眠不好，晚上醒来的次数更多。此外，贫困人口易于吸食麻醉类物质也与身体状况有关。
以上三种情况的发生还可以再追溯深层次原因。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可能由少数人垄断各种经济资源，市场公平交易受到限制，社会分工难以扩张，普通人很容易陷入贫困；市场不发达，凝固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容易受到冲击，贫困人口的境况不易改善；社会流动性弱，地方性不良习惯使一部分人难以摆脱病痛。
第三种情形下的贫困人口，就是脱贫很难的“顽固性”人口，他们不适合居住在农村，政府应将他们安排在城市适当的岗位上，但这不是目前脱贫、扶贫工作的导向。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正确导向，应是逐步将农村地区转变为三种人居住和工作的区域：
第一种是专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民，如农场主；
第二种是在农业产业链其他环节工作的人群，他们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
第三种是对农村有特殊偏好的“逆城市化人口”。
第一种农村居民适合分散居住，后两种居民适合适当集中居住, 居民点大小应尽可能达到能够支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有效运行的规模。
所谓“乡愁”即“社会友好”感受。决定“乡愁”能否生成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一定空间的人口密集程度。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甚至没有对“社会友好”“乡愁”的合适的翻译。“乡愁”本来是公共品，但正在成为必须“交易”的对象，城市不能承载“乡愁”，要花钱到农村去“购买”。能不能让“乡愁”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免费物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向性问题。
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过于拥挤，“社会友好”感难以生成。居住过于拥挤时，人们的工作业绩会显著下降，形成挫折感，性情沮丧，失去创造活力。中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不算高，但居民区的密度非常高。有利于居民心理健康的容积率不应超过2,平均在1.5左右，但中国居民区的容积率超过5的情形十分多见。可见，中国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存在问题，但与“人多地少”毫无关系。
“乡愁”的城乡不对称分布，长期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失败”。要解 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城乡规划管理制度改革。
延伸讨论与结论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中，气候等因素发生变化，人口就会迁移，并且常常引发战争。草原民族向农业区迁移的过程更是一部血腥历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常态。农业领域集中了大量人口，劳动力过度供应，难以产生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形成低劳动生产率陷阱。 经过“圈地运动”，英国大量公地被开发， 实现了私有化，改善了人地比例，产生了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也为英国工业革命扩大了工业品市场。这是英国农村人口明显增加的过程，而非农村人口被驱赶到城市的过程。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向欧洲大陆的扩展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种没有引起争夺土地战争的人口迁移，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城乡居民福利差距都经历了形成、扩大、消失的过程，这也是脱离农业的人口进人城市由慢到快、最后逐渐趋缓的过程。工业革命后也有战争，但战争与人口迁移不再关联，新的人口迁移是由农村走向城市。
工业革命以及此后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不断助推城市迸发活力，农业中的劳动替代技术持续进步，食物相对价值降低，为福利社会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食物廉价还减少了人的依附性，扩大了自由， 实现了社会转型，为政治民主奠定了社会基础。工业革命使社会分工国际化，市场将不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使国家主权在紧密型共同市场中发生重组。我们由此看到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曙光。
上述趋势包含了当代国家城乡建设政策选择的基本要求。中国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要以继续推进城市化为基准，减少农业人口，使农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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